四川历史上辖现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腹地，西接青藏高原，东联长江三峡，北有秦岭巴山屏障，南为云贵高原拱卫，盆地周边群山环绕，长江水系贯穿全境，矿藏物产丰富，人文景观荟萃，战国后期兴建的都江堰，更使四川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孕育了灿烂的巴蜀文化，也为四川戏剧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四川宋代即有“川杂剧”的记载，明代“川戏”的靳广儿班曾远赴江苏，轰动南京，形成与南戏争胜的局面。虽然那时的这一些蜀调川音有别于今日的川剧，但它们却为以后川剧的生成和发展营造了一片沃土。明末清初之际，各省移民大批入川，诸多声腔相继来蜀，四川剧坛呈现出“诸腔杂呈”的繁荣景象。乾隆、嘉庆年间，外来声腔逐步完成四川化的演变过程，及至道光、咸丰，以“大名班”的崛起为标志，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及本土的灯戏由过去的“二下锅”、“三下锅”进而融为一体，形成延续至今的“五腔共和”的声腔体制。与此同时，川剧的流播领域也在不断扩展，贵州、云南及湖北的部分地区皆成为川剧的流行区域。20世纪初，著名班社“三庆会”的成立，促使川剧从广场艺术向剧场艺术发展，川剧的艺术水准和文化品位迅速提升，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

　　川剧在二百多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鲜明的艺术特色。

　　川剧有传统剧目和创作剧目六千余个，其中不乏源自宋元南戏、元杂剧、明传奇与诸多古老声腔剧种经典剧目的丰富遗存，更有历代巴蜀文人如赵熙、黄吉安、尹仲锡、刘怀叙、冉樵子、赵循伯、徐文耀、吴伯祺、李明璋、魏明伦、徐棻等人的卓越贡献，素以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雅俗共赏的文学品格享誉中国剧坛。

　　川剧可谓中国戏曲声腔之集大成者，有源于弋阳诸腔的高腔，有源于徽调、汉调的胡琴，有源于陕西梆子的弹戏，有源于昆曲的昆腔，有源于本土的灯戏，兼容了明清以来中国戏曲的五大声腔体系。五大声腔在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以锣鼓的制作、配置、牌子和演奏特色为基础，统一为川剧的剧种风格。其中尤以曲牌体的高腔音乐最具创造性，其帮、打、唱相结合的结构形态，在我国众多声腔音乐中独树一帜。

　　川剧表演既规范又灵活，各行当均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功法程式，但在运用上又常有出奇制胜之举，绝不囿于一格。川剧艺人在艺术创造过程中，往往不满足于习用的表演技巧，总是要精心设计独特的特技绝招，以构成表演中的闪光点，它们有如一颗颗珍珠闪亮于川剧舞台，构成了川剧表演艺术的一大特色。

　　川剧的服饰和脸谱继承了中国戏曲的传统规制，又有鲜明的剧种特色，如文生褶子为展示身段、技巧而开衩较高，人物脸谱多随性格发展而有变异，许多人物造型乍看似乎有违常规，细想却又合乎情理，新颖别致，堪称中国戏曲画廊中的精品。这些艺术创造流溢着巴蜀文化品性中的山野俚俗之趣，有一种平中见奇、俗里含雅的艺术魅力。

　　在川剧史上，曾涌现出难以数计的表演艺术家，如咸丰、同治年间的肖遐亭、岳春等，光绪、宣统年间的傅三乾、黄金凤等，清末民初的杨素兰、康子林、唐广体、浣花仙等，民国年间的萧楷成、天籁、曹俊臣、鄢炳章等。新中国成立后，川剧舞台更是群星璀灿，人才辈出。老一辈艺术家如贾培之、张德成、周海滨、周慕莲、吴晓雷等仍然宝刀不老；中年一代如刘成基、周裕祥、周企何、陈全波、阳友鹤、薛艳秋、姜尚峰、袁玉昆、曾荣华等正是如日中天；青年一代如陈书舫、竞华、杨淑英、许倩云、司徒慧聪、李笑非等恰值风华正茂；后起之秀如赵又愚、蓝光临、张巧凤、刘世玉等早已崭露头角，人才济济，可谓集一时之盛。正是通过他们，使古老的川剧艺术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从清代始至上世纪中叶，川剧一直保持着一统四川戏剧舞台的局面。各地戏台林立，班社如云。每遇民俗节日、红白喜事，无论通衢州邑、偏远乡镇，都能看到川戏班活动的身影。两百多年以来，于工余农闲时观看川剧演出，几乎是四川民众惟一的娱乐形式。特别是川剧目连戏，融宗教祭祀、民俗事象、戏剧演出于一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与民众的精神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改革开放时期，尽管群众的娱乐方式日趋多元化，但川剧依旧有广泛的影响。近些年来，民间职业川剧团呈方兴未艾之势，川剧玩友活动遍及城乡，足见其仍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发展潜力。

　　对川剧进行有效的保护，是传承巴蜀人文精神的需要，是弘扬民族艺术的需要，也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撰稿：王定欧)

 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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