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被称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这当中涉及到两条古道与大理的密切关系。 两条古道，一条是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蜀（四川）身毒（印度）古道”，这是已经为当今国内外学术界所工认的我国对外交往最早的国际通道；另一条叫做“茶马古道”，着又是一条自唐代以来沟通我国南方川、滇、藏三省汉、藏、白、彝、傣、纳西等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民族通道。

　　蜀身毒古道，是早在我国历史上的秦汉时期就已经由四川及各地商人沟通了的一条民间商道。其路线为：从成都出发，穿过川西平原，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西部，又跨越澜沧江，越过博南山，经保山、腾冲进入缅甸、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然后直至洲地中海沿岸。蜀身毒古道分段又有各自的名称：从成都出发过雅安、西昌、会理至大理一段称为“灵关道”；从成都过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一段称为“五尺道”；由大理至永平过澜沧江越博南山一段称为“博南古道”；再从保山至腾冲然后分两路出境到缅甸一段称为“永昌道”。从以上国内路线来看，大理恰恰处于灵关到、五尺道和博南古道的交汇点，位居古道枢纽。因此，围绕着这条古道所演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和大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构成了大理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中原王朝最早发现这条古道的时间为西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当时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发现有来自四川的蜀布、邛竹杖之后得以知晓。这事促成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决心。几经周折，包括在都城长安仿造洱海（当时叫昆弥川）凿昆明池以练习水战等等，汉王朝终于在公元前109年降服了洱海地区的昆明部族，设置了叶榆（今大理洱源一带）、云南（今祥云）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不韦（今保山）等六个县，统属一州郡。大理在古道上的枢纽地位促成了滇西乃至云南各兄弟民族较早接受来自巴蜀地区的汉文化影响，包括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语言文字等等，就连各民族在交际交流中所使用的汉语都是来自四川的“北方官话”系统。同时古道也带来了自南亚、西南亚以至中亚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一些影响，如滇西各民族历史上长期都以海贝作为流通货币，自唐以来不少印度僧人经古道到大理传播阿吒力密教，以致在大理古代文化的诸多方面都留下了印缅文化的痕迹。研究大理的古代文化常常离不开对这条古道的深入了解。

　　另一条古道是自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藏族地区以马匹、皮毛、麝香、鹿茸、藏红花、贝母、虫草等特产与四川、云南各民族地区交换以茶叶为主包括糖、布、线、粉丝等生活必需品的商业通道，主要依靠马帮在山谷、驿道中成年累月地长途跋涉来运行。对这条古道的具体路线至今学术界各说不一，似乎形成了一个联系川、滇、藏乃至东南亚诸国的茶马古道网络。但其中涉及大理的一条路线是十分明显的，它发端于思茅地区、西双版纳的云海茶山之中，向西通过云县、凤庆到达大理，再向北至丽江经中甸、维西、德钦进入西藏。这从近代下关茶叶生产的可靠史料可以得到证明：长期以来下关成为滇茶最大的加工、集散中心，原料主要自缅宁（今临沧）、顺凝（金凤庆）车里（今景洪）、佛海（今勐海）、南峤（今勐遮），运输全靠马帮。主要产品为销往藏区的边销茶（包括沱茶、紧茶、饼茶）。

　　1941年滇藏合姿在下关成立“康藏茶厂”（即下关茶厂的前身）。抗战期间，下关有茶厂达18家之多。1946年边销茶的年产销量高达25000多担。马帮驮运的路程由下关至丽江经德钦到昌都约4300多公里，马帮连走带休需80—90天。从这一史料可以推知大理在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地位。自唐代以来，茶叶成了藏胞生活的必需品宋代开始又推行“以茶治边”的政策，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在永北（今永胜）设茶马司以茶叶交换马匹，至清历代又在滇西多处设茶马互市。而滇茶始终是藏胞唯一信赖的生活必需品，使得这条神秘的古道绵延千年，成为各民族友好交往的纽带。 无数史料表明，绵亘散布在横山脉崇山深谷中的茶马古道，以频繁往来的马帮商队作媒介、作载体，进行着汉、藏、白、彝、傣、纳西等各民族的文化、宗教、艺术交流，增进着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对于大理来说，正是形成其历史、宗教和文化艺术多元性以及白族的开放性的重要历史原因。年一度的传统歌会令人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