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期间，在安顺农村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农民自编自演世代相传的地戏。露天平地上，演员头顶脸子，面罩青纱，背插靠旗，手执刃、枪等兵器，穿着简单的布袍或战裙，时而角逐开打，在铿锵的锣鼓伴奏中，靠旗摇动，雉尾摆动，非常热闹，古老而朴素的地戏，给农村带来新春的欢乐，同时也寄托着农民美好的意愿。

　　地戏又叫“跳神”，在贵州一些地方广为流传，而比较集中的地区是在安顺一带。农民跳地戏，主要是为了驱邪逐疫，同时又是一种娱乐。据农民讲，年头跳神，能使一年户户平安，六畜兴旺，五谷丰登。有的村寨在谷子扬花的季节，也跳地戏，称为“跳米花神”，以祝愿谷米的丰登。这两个时期都是安顺农村比较闲暇的日子，“跳神”可算是农忙间隙里的一种娱乐。

　　这种可以称为活化石的、源于原始傩舞的地戏，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青海省大通县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盆上，可以看到头上戴着兽角，身后配着兽尾，装扮成神兽来驱魔逐邪的五人结手舞蹈的陶画。可以说这是原始傩戏的最早记实。《周礼.夏官司马.方相氏》条也记载了方相氏掌蒙熊皮,头戴面具,玄衣朱裳,执戈扬盾,率领百隶扮成的神兽,驱魔逐疫,打鬼开路的习俗.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和图腾崇拜意识的傩仪,既不同于道教,也不同于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而以自己独特的内容形式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历久不衰, 后汉书.礼仪志有关于汉代宫廷大傩,方相氏与十二神兽欢呼舞蹈,高声唱和,手持炬火,送疫出端门的记载。张衡《东京赋》里也曾记录了当年洛阳举行傩仪的盛况。汉以后，这种一年数次的巫教祭仪，逐步形成了大腊前或除夕夜举行的驱鬼仪式。晋宗凛在他的岁时名著《荆楚岁时记》中，追述了村人击细腰鼓，戴胡头，扮金刚、力士，在腊鼓声中驱疫逐鬼仪式的情景。但此时主持傩仪的方相氏，已经衍换成佛教中的神祗了。唐宋时期，傩仪盛极一时，并且更进一步向世俗化方向发展，娱人化成分逐渐增加，以至形成了后来流行于陕西、安徽等地的端公戏、广西、四川等地的师公脸壳戏、庆坛戏和贵州的地戏等剧种，这些戏都保持了以驱鬼酬神为目的，以神话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和戴脸子演出的特征。

　　地戏在贵州形成的具体时间，现在从文字上已无从稽考。《贵州通志》、《安顺府志》和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都极简略。我们只能从贵州的历史演变中，去窥探地戏传入贵州的消息。一般认为，安顺地戏是由明代初期由军队带入贵州的，是祖国各地区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据记载，明王朝建立的初期，即开始实行调北征南和屯田制度，洪武十四年，太祖朱元璋曾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师三十五万出征云南。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傅友德征南时，曾在这里和平坝等地设置卫所，开设屯堡，推行屯田制度。

　　屯田士兵解甲归田，定居贵州以后，形成了新的“屯堡人”，改变了贵州历来“民夷杂处而夷居十八九”的居民成分和“溪洞山箐，内外隔离”的闭塞面。在枯燥的戎马生涯中娱乐和保持朝王驾的封建礼仪的需要，使古老的傩戏在屯田士兵中得以延续下来。现在流传在安顺民间的一种说法，一个姓汤的指挥官从家乡带来一副脸子，交给士兵们跳神的方法。正是这一历史情况的反映。随着士兵的定居和家属的迁徙，官家所有的傩戏又转入民间，形成了这种扮傩杂揉社火的地戏。到现在为止，安顺地戏还大部分保留在屯、堡、旗、关、哨等一类“屯堡人”聚居的村寨，如马军屯、刘官屯、郭家屯、头堡、双堡、卫旗、宋旗、陶关、新哨等而那些叫什么村、什么寨的地方却罕见。例如刘官公社所属二十几个村寨，上百户的寨子几乎都有地戏班子，惟独老邦寨、上新寨、下新寨没有。刘官屯地戏一直很盛，而与它仅一河之隔的老邦寨却从来不跳。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考察这些村寨的历史，早先一般都不是居住汉人。老邦寨后山上的一些坟墓，葬的就是夷（布依）族的祖先。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地戏班子使用真枪真刀的演出仅用军鼓军锣作为伴奏，可说是地戏由军队传入民间的佐证。

　　如果一定要追溯安顺地戏的源头，我们可以从明初这一带驻军的籍贯去分析。朱元璋“以安徽凤阳人起兵，凤阳人从军者特多，此项屯军又多为凤阳籍”（《平坝县志》）。因此我们认为，安顺地戏与安徽端公戏之间，应有更多的亲缘关系。如果要问，为什么这种扮傩和社火相结合的地戏剧在别的地方已基本消失，而惟独安顺地区将它保存下来，并且还有如此深厚的群众基础的话，我们只要看一看直至今日，这些“屯堡人”的后裔依然留恋地保留着明代江南人的发式和服装，就不难得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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