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4月中旬，北伐军攻入山东，北洋军阀张宗昌、孙传芳部全线动摇。5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所属各部及第二集团军一部分共约4万多人，开进济南。同日，蒋介石亦由泰安到达济南，在旧督办公署设立总部。晚10时，外交部长黄郛及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兼外交部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也随军到达济南。为了确保其在华殖民利益，达到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一方面继续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另一方面进行武力威胁，阻止国民党北伐。

　　早在1927年5月—6月间，当北伐军进逼长江流域时，日军五六千人借口保护侨民，抵达山东，阻止北伐，为直鲁军阀张宗昌助阵。1928年4月下旬，当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北伐，进入山东时，日军5000余人在青岛登陆，占领胶济沿线，侵入济南。他们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其真实目的是要吞并山东，阻止北伐，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侵入济南后，即在商埠一带部署警戒区，并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活动电网，构筑机枪工事，规定报警信号，士兵均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多次蓄意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活动，以寻求战机，使济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为了麻痹中国军队，日军故意制造和平烟幕。5月2日下午，日军拆除了部分交通障碍物。5月3日上午，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井一等人又前往国民党军队总司令部谒见蒋介石，当面称颂“商埠得国民革命军之维持，秩序甚好”，谎称“由天津派来之日本兵”即日返津云云。然而就在西田井一刚刚辞别蒋介石不久，5月3日上午9时许，日本在济南驻军3000余人倾巢出动，对中国军民发动突然袭击，进行大屠杀。“斯时所有日兵，凡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儿童、妇女、工人、商贩、学子、兵士等皆有死伤。”10时以后，又开大炮轰击，一时繁华的商埠变成了战场，房屋炸裂焚烧者不知凡几。据济南红十字会等团体实地调查，是日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军民达千人之多。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面下令各部停止对日军还击，一面派黄郛、熊式辉等人赶赴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日军又相继占领济南邮政局、电报局等机关，并炸毁中方电台，杀死守台的全体士兵。尤为残暴的是，日军冲入国民党政府特派驻济机关山东交涉署，先是切断电话线，拦截信使，继之强行搜查，抢掠外交文件。当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用日语提出提议时，日军竟将蔡公时及署内职员共18人捆绑起来，用刺刀逼其跪下，尔后剥光衣服，先将蔡公时耳鼻割去，复又割挖了庶务张麟书的耳鼻及眼睛，最后将蔡公时等18人分组拽出枪杀，除一人侥幸脱逃外，其余皆无幸免。 5月4日晨，济南枪炮声再起，炸弹落入省长公署及总部。入夜，国民党军队撤离商埠。次日，又分批撤出济南，仅留第一军和第四十一军所属3000人移驻城内。同时，蒋介石在党家庄召开会议，决定各军绕道济南渡河北进，由崔士杰接替蔡公时职务，到济南负责与日军交涉。

　　“五三惨案”发生后，日本宣称对中国还要实行更加强硬的政策。4日，日本政府急调关东军2000余人赶赴山东。5日，田中内阁讨论对山东问题的新方案，为将对济南的行动与整个大陆政策的实施相联系，决定陆海空军总动员，扩大对华战争。5 月8日，日军开始了对济南全境的攻击，先后占领了火车站、电话局、黄河大桥、济南飞机场及济南周围险要地带，发起全面攻击。5月11日，济南沦于敌手。日军疯狂屠城，惨无人道地虐杀伤员、处死战俘、滥杀平民、抢劫奸淫，种种暴行，令人发指。多少中国军民惨死在兽性大发的日军屠刀之下，多少店铺民居毁于洗劫及炮火之中，确切数字已难查核。仅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在惨案发生时实地调查所得，中国军民死3945人，伤1537人，财产损失2957万元以上。

　　“济南事件”的中日交涉，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惨案发生期间的交涉。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的当天，国民政府外长黄郛奉命同日方谈判，要求日军先停止射击，日方不仅不接受，还公然侮辱黄郛，将黄郛扣押一天，水饭禁用。深夜，熊式辉奉命赴日军司令部谈判时，被日军轰了出来。 4日，黄郛奉命急电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枪炮射击，撤退蹂躏国际公法、破坏华盛顿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日方却于当日下午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惩办肇事的中国军队高级军官；立即解除济南方面与日军对抗的南军全部武装；维护两国“亲善”邦交，禁止华方反日、排日及有损两国“睦谊”的一切宣传活动；胶州铁路沿线两侧与济南城关、商埠2华里以内禁止中国军队驻扎。6日，王正廷受命去日军司令部交涉，本人被轰出，继被大炮“相送”，百人死亡。7日下午，蒋介石派熊式辉、罗家伦前往交涉，又遭日军枪弹“送行”。5 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再度向日本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日本政府立即作出答复，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又分别以主席谭延闿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向美国总统柯立芝、国际联盟秘书长德兰孟发出照会，要求根据国联盟约立即召集理事会议，停止日军暴行并立即撤军。5月15日，因不满于日本在华无限度地扩张侵略势力从而侵犯了美国在华利益，美国众议院作出了《调停济案争议决议案》，国务卿诺克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对日不满。日本亦曾派出代表向美、英、法、意、德等国解释出兵山东和对满洲的政策，以求取得谅解，但均遭冷淡。

　　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军队绕过济南进入北京。15日，南京政府宣布“北伐告成”。日本威逼张作霖将东北从中国本土独立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阴谋亦归于失败。这时，日本田中内阁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被迫与南京政府重开谈判，“济案”交涉进入第二阶段。7日，日方口头答应派使来华交涉，但又提出三项要求：其一不派全权代表，只派驻沪商务领事矢田七太郎为代表；其二不在南京谈判，只能在济南谈判；其三谈判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向日道歉，惩办祸首，赔偿损失及保证日本在华侨民今后安全。南京政府拒绝了日方的要求。10月18日，矢田奉日本政府训令，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谈。国民政府明确告诉矢田：只有日本答应先撤兵，津浦线通车，交还胶济路，胶济路沿线20华里内行政机关得悬挂青天白日旗、沿线土匪由中方肃清等条件后，才能开始谈判。矢田表示无权答复，或声称未接到训令，致使第二阶段的谈判又告停顿。

　　1929年1月25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以全权代表身份，在南京与王正廷就济案进行第三阶段的谈判。第一次谈判中，芳泽有意回避撤军问题，王正廷则提出如不撤军，一切悬案不能谈判。26日，王正廷进一步提出解决济案的条件：日本政府郑重道歉；赔偿中国财产损失；严惩主凶；保证此后不发生此类事件。芳泽矢口否认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罪责，反而要求中方赔偿、道歉、惩凶。第二次会谈不欢而散。29日，芳泽虽然接受撤兵条件，但以需请示本国政府为由中止了第三次会谈。2月2日，双方在上海继续谈判。4日，双方意见交换完毕，设定原则4项：（1）在山东日军无条件撤退；（2）济案责任，由中日合组调查委员会于日军撤退进行调查后，再行确定，并查明损失；（3）赔偿以平等相同为原则；（4）蔡公时被害，日本不知其为外交官，允由日本政府道歉，不再提要求。对这些中方已作让步的条件，日本首相田中训令芳泽不能签字，需重新磋商。中日交涉又归于停顿。

　　3月初，中日双方恢复谈判，由日本新任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与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周龙光、山东交涉员崔士杰秘密进行协商，然后请示两国政府。24日，王正廷、芳泽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济案解决草案上签字。其文本计有撤兵照会两件、调查损失议定书一件、双方结束济案声明一件，另有一项秘密的会议记录。解决济案协定主要内容为：（1）两个月内日本撤退山东驻军；（2）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究，相互不课其责任；（3）组织共同调查委员会，重新调查双方损失。秘密文件的会议记录中，日方则提出下列要求：（1）中国对排日及抵制日货活动需严加取缔，迅速根绝；（2）日华双方所受损失相差无几，可以互相抵消；（3）胶济铁路车辆不得流用于其他线路，收入除该路经费及偿还日本债务外，不得挪用，重要地所增加日本人的配置；（4）外人参加青岛市政，开放胶济沿线城市。

　　从中日解决济案最后签署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完全是为了独占山东，保持并扩大其侵略利益，在山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日本对济南惨案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而国民党政府就济案与日本交涉时，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使倍受欺辱、损失惨重的山东人民未得到丝毫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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