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号称难读，前后思想亦有抵牾之处，昔日将其放在宋、楚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多不得确解。若把《庄子》一书置于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则“其辞虽参差，而諔（音处，[諔诡]奇异。《庄子·德充符》：“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诡可观”，许多矛盾和不可解之处，可以焕然冰释。由此可以证明，对于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应仅从哲学史的角度去分析，还要从更广阔的文化史的角度去分析，这样可能会别出义蕴。
有关庄子本人和《庄子》一书的文化特色，学术界一般都注意到和宋、楚文化的关系，认为庄子是蒙人，而蒙初属宋，后灭于楚，所以庄子的思想的楚文化熏陶和哺育的结果。这种观点之所以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自有其立论扎实、论证严密之处。但是，宋不仅被灭于楚，还被灭于齐、魏，《十道记》：“宋州，睢阳郡，理宋城县。……周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后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蒙地在庄子的时代已不再属宋，而是属齐。此说并非假说，而是有其根据的。结合《庄子》一书，从其思想特色也能证明，庄子是齐国人，其思想来源于齐文化，最充分地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这是我对庄子标新立异的一种看法，今试论之，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从庄子的国别归属谈起。庄子的故里到底属于战国时哪一个国，一直是学术界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然而司马迁没说“蒙”在哪里，《地理志》说蒙县属梁国，刘向《别录》说庄子是宋之蒙人。《汉书·艺文志》说庄子是宋人。而《括地志》认为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冤句是秦时所置县名，又作宛朐或宛句，治所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古晋郭象注庄，未提及庄子故里。到唐代陆德明又重提此事，且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庄子者，姓庄，名周，（太史公云：字子休。）梁国蒙县人也。六国时，为漆园吏，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李颐云：与齐愍王同时。）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应。时人皆尚游说。”唐代成玄英则在《庄子序》中提出庄子“生宋国睢阳蒙县，师长桑公子”。
古籍中其他提及庄子为漆园吏的所在地者，尚有《一统志》，谓庄子墓在今东明县东北之漆园城，《续述征记》说，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梁王时，庄周为漆园吏，则斯地。“中牟”有两用，一为地名，在河南鹤壁，一为县名，即今河南中牟县。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说：“庄周，宋蒙人。不以祸福累心。为漆园吏。楚威王以千金币迎周，不应，钓于濮水”（《河南道·宋州》人物条）。又说：“宋城县本宋国蒙县，以宋公及诸侯盟于蒙门而为县名”，“小蒙故城在县南十五里。六国时楚有蒙县，俗谓小蒙城，即庄周之本邑”（“宋城县”条）。
这样，庄子就有了宋国人、梁国人和楚国人这三说，于是今人便有了庄子为山东曹县人说、河南商丘人说、河南安徽交界处说、安徽蒙城人说等。 而在唐代以前，有一种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至今学者们所未注意到的。 提及庄子活动之地的有《郡国志》，它说：曹州漆园城，庄周为吏处。曹州，据《十道志》说，济阴郡，置在济阴县，《禹贡》豫州之域。周为曹国地，后属宋，七国时属齐。汉为济阴郡，地在济水之南，故以为名。《曹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按：济阴郡汉所在今定陶县西北，辖境相当今山东荷泽附近，南至定陶，北至濮城地区。这一条资料已提到漆园城在七国时属齐。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资料，是陈朝释智匠所编撰的一部乐书《古今乐录》中明确说明的，今录之如下：
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湣王好为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于山岳。后有达庄周于湣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俎列后，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耳。”于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后引声歌曰：
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养九德。渴不求饮，饥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直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长。
这条资料是治庄者从未引用过的，其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然很难下定论，但这里有几条线索值得注意。其一，释智匠为陈朝人，比陆德明（约550-630）、成玄英（唐初人）都要早，所说未必比陆、成二说更不可靠。
其二，释智匠说庄周儒士，不合于时，这可以得到印证，《庄子·说剑》：“今夫子（庄子）必儒服而见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
其三，释智匠所说庄子为齐湣王所看重，欲聘以为相，陆德明虽说庄子与魏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但李颐注说与齐愍王同时，齐愍王即齐湣王。李颐为明馀干人，字惟贞，号及泉，博及典故，负才名。李颐注庄成果，为学界所推重。
其四，陆德明说齐、楚尝聘以为相，不否认齐国曾聘以为相，而释智匠则明确说齐湣王聘庄周以为相。
其五，释智匠文中所记庄子与齐湣王使者的对话，与《史记》本传所记文字虽有出入，但意思大致相同。亦与《庄子》中《秋水》、《列御寇》所记内容相类。
从这几方面来看，释智匠说庄子为齐国人是非常有道理的。《古今乐录》虽不是一部学术思想著作，而是一部乐书，但其记载有其科学性。陆德明的齐、楚尝聘以为相，李颐的与齐愍王同时之说，更证明了释智匠之说的可靠性。
也就是从此出发，我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庄子》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
其次，再谈庄子的齐文化渊源。《庄子》这部书从古至今，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迷住了多少人，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水心文集》）。从学术思想上来看，由于今传本《庄子》系晋人郭象编定，郭象所分成的内、外、杂三篇，使后人争论不已，或以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外杂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司马迁看到的《庄子》为支点来确定，……其实，内、外、杂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应该说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齐文化。《庄子》一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不一致，只要放在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便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齐文化是包容非常丰富的沿海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司马迁曾感叹齐地疆域之广：“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的沿海经济，在春秋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通输业。到战国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齐国采取“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工商业迅速发展，出产“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
沿海文化的民情风俗，有自己的特点。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史记·货殖列传》）。“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汉书·地理志》）。文化上比较放达，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刘勰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文心雕龙·谐隐》）。由于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吕氏春秋·上农》），所以朱熹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论语集注·雍也》）。学术文化上，齐国对各种文化都能兼容并包，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方技、术士、方士等百家之学，“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戴表元：《齐东野语序》）。齐文化有很强的变通性，具体表现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经过长期的积淀，齐国最终形成了一种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朱熹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论语集注·雍也》），因为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方仙道者徐福，以及众多的稷下学者如淳于髡者流，学派众多，流品复杂。单从《管子》一书，也足以看出齐文化的包容性，这正凸现了沿海文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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