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华夏民族的孕育以东部族群与西北族群的斗争融合为轴心。这一主导倾向，近世学者概括为“夷夏东西说”是有道理的，形象的说法是“龙飞凤舞”：西北族群的最高图腾是蟒蛇（蛙、鱼、龟皆其同类），东部族群的最高图腾是燕鸟，两种图腾的神化便演变出中华民族普遍崇奉的理想动物龙和凤。此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鹿图腾，后来演化为与龙、凤并驾而位居第三的麒麟。在这一历史性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转型过程中，东夷颛顼棗帝喾棗舜一系实代表了当时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整个“五帝”时代，部落大联盟的中心活动区在今豫东北的濮阳与鲁西南的曲阜之间，古所传帝都大多在这一线周围，而山东半岛的潍淄流域和晋南豫西的汾洛流域则是这一轴心两端的发达区。中国文明初兴的一些重大特征，诸如国家政制结构的酝酿和形成，传统宗法建制的转换与重构，上古礼制的进化与茁长等等，无疑都是植根于农耕基础之上的，因此上古文化的主源多可追溯于东夷文化。尤其是体现中国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文化，到舜为联盟大酋长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尚书·舜典》所记的行政措施及《益稷》篇所记的盛大乐舞场面皆是其证，夏、商、周三代礼制和朝廷大乐即皆以北为源头。近世所发现的留有大量青铜器物、带字甲骨和城市基址的殷墟，无疑可以看作是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这一文明形态的主流因子，大都可以从大汶口棗山东龙山文化中找到萌芽。

　　古史茫昧而多姿，追寻东夷文化的绚丽风采是格外引人入胜的。而自夏、商以来，东夷文化已明显地分为鲁文化与齐文化两大支。这两支文化本有着极相近的亲缘关系，但在历史源流、发展道路和总体风格上又很有些不同。鲁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早，到西周时它所体现出来的深厚重农传统、严密宗法体系和发达礼乐文明，事实上均直承夏、商中原文化主统而来（“周礼”是这一主统的新起代名词），周人所加入的新因素并不很多。下及春秋时期，鲁文化精神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孕育出充实、质朴、谨严而趋向保守的儒学（以及墨学），其书史记亦重理性、轻玄谈、严肃枯索而不语“怪力乱神”。齐文化融入华夏中原文化较晚，故尔夏、商时期中原王朝仍把泰山以东的“九夷”视为化外之民。然而自周初正式形成的齐文化，恰恰是东夷滨海文化的嫡传，它的经济基础以农、牧、渔、盐并重，宗法结构和社会组织相对松散，礼制观念亦相对淡薄，民俗风情复杂多样。反映到学术文化上，便产生出空灵华侈、舒缓阔达而开放活泼的稷下学术，其文献精神亦崇物欲、尚智谋、浪漫生动而充满诡变神奇。简言之，鲁文化是典范的中原平原型，齐文化则属边地海原与中原平原的结合型。二者的分界大体仍在泰沂山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齐文化也逐步被完全纳入到广义中原文化的范畴。这两支文化均源出内涵深广的东夷文化，其丰厚遗产经过先秦诸子的总结、整理、加工和改造，遂成为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两大干流。学者称“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微型”，其义足可玩味。倘得仔细追索东夷文化的历史行程，并进而描述齐鲁文化的全貌，则知东夷非夷，微型不微，其遗泽流惠于中国文化者至大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