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剧目概述 秦腔的剧目，大约产生在三个历史时代：第一是清末以前，古代秦腔艺人们长期以来所编演的剧目。这些无名氏的作品，大家习称传统剧目；第二是辛亥革命以后，进步文人们编写的社会改良剧目和新编爱国历史剧目；第三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文艺工作者所整理改编的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及现代戏。     秦腔历史久远，传统剧目极为丰富。1952年西安市文联就开始了对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工作，1957年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成立后，继续对秦腔的传统剧目进行挖掘整理。据1959年“陕西省剧种介绍编委会”著文：“中路秦腔传统剧目比较丰富，据统计约有两千以上。”现在西安市戏剧研究所藏存西安秦腔的抄本、刊本有1600余本，另外在省艺术研究所还藏有1029个抄本。     秦腔的传统剧目，以历史剧为主兼有神话戏和家庭生活戏，悲剧、喜剧、正剧都有。例如《闯宫抱斗》、《八义图》、《和氏璧》、《荆轲刺秦》、《苏武牧羊》、《斩韩信》、《玉虎坠》、《长坂坡》、《火烧赤壁》、《回荆州》、《大报仇》、《春秋笔》、《十道本》、《斩秦英》、《满床笏》、《劈华山》、《五典坡》、《下河东》、《状元媒》、《辕门斩子》、《铡美案》、《打銮驾》、《八件衣》、《庆顶珠》、《岳母刺字》、《火焰驹》、《白蛇传》、《白玉钿》、《法门寺》、《二进宫》、《背娃进府》、《黑叮本》、《走雪山》、《忠义侠》、《蝴蝶杯》、《春秋配》、《玉堂春》、《白玉楼》、《折桂斧》、《三娘教子》、《皇姑打朝》等，这些戏都是二三百年来上演不衰的优秀剧目。从思想内容看，大都是歌颂历史上的忠臣义士，英雄豪杰，宣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本主义的，表达了人民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褒贬态度，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倾向。这些优秀传统剧目，是民族文化遗产中的民主性精华。当然在传统剧目中，也有少量宣传封建伦理观念，反映迷信、色情、渲染恐怖色彩的坏戏，属于封建性糟粕的剧目。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已经从戏曲舞台上彻底清除掉了。前面提到那些优秀传统剧目，其所以能够流传下来，除了其具有着强烈的人民性、战斗性的内容特征之外，也有其艺术上的原因，这些剧目大都具有生活气息浓郁、情节生动、结构严紧、场面宏大、冲突尖锐、注意唱做表演等特点。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经过反复加工锤炼，凝结着先辈艺人们大量艺术创造和积累，它为现代秦腔的发展奠定了丰厚坚实的基础。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代替了封建帝王专制制度。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绝非像夺取封建政权那样容易。要在人民群众中革除封建主义传统观念、伦理道德以及各种陈规陋习，尚须作艰苦的努力。在当时，提倡民主，普及科学，启迪民智“俾使久压于专制之民，程度骤高，而有共和之实”，是社会的当务之急。所以陕西的进步文人李桐轩、孙仁玉等发起成立“易俗社”，移风易俗，补助社会教育。易俗社以“编演新剧目，改造旧社会”为根本宗旨。建社初期所编演的剧目，主要是社会改良剧目，如《开国图》（王伯明）揭示创业的艰辛。《欢迎议员》（王伯明）写新政之优点。《黄花岗》（高培支）教人不忘创业志士。《黑世界》、《天足会》（李桐轩）、《训俗亭》（王伯明）、《新女子叮嘴》（孙仁玉）、《金莲痛史》（范紫东）等揭露小足之害，提倡放足。《豚尾记》（李桐轩）提倡剪辫，反对蓄发。《河伯娶妇》（孙仁玉）、《李寄斩蛇记》（李仪祉）、《二郎庙》（高培支）等破除封建迷信。《麻雀误》《考烟客》、《三回头》、《红颜泪》（孙仁玉）等反对吸烟、反对赌博。《春闺考试》（范紫东）、《大婚姻谈》（孙仁玉）等反对包办婚姻，主张婚姻自主。《软玉屏》（范紫东）等反对虐奴蓄婢。《女娃劝学》、《糊涂村》、《白先生看病》（孙仁玉）等提倡平民教育。《谈星》（高培支）、《中国谈》、《游骊山》、《斗龙船》（孙仁玉）等宣传科普知识。《镇台念书》（孙仁玉）劝武人读书。《岳王庙》（孙仁玉）提倡人文尚武。这一类剧目在当时对于启迪民智，提高群众觉悟，巩固新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易俗社也在社会上声望日高，省内外纷纷仿效。但是，好景不长，国民政府建立不久，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不彻底性很快暴露出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为代表的野心家们篡夺，随之而来的是地方势力的崛起、封建军阀的割据，中国社会陷入混乱之中。陕西的形势也和全国一样，革命者遭到迫害，军政不合，勾心斗角，人民群众疾苦无人过问。易俗社的作家们用心良苦，创作了一批向军政统治者谏诤的戏剧作品，如《将相和》（孙仁玉）劝文武合作，以国事为重；《复汉图》（孙仁玉）用汉刘秀光复汉业的历史故事，编写三本连台戏，期望军界申军纪，诛国贼，关心民瘼。《争座战》（高培支）揭示明末四镇争位，不以国事为重的教训。《韩宝英》（李约之）惩诫在位者勿忘太平天国以内讧而亡国的教训。《吕四娘》（范紫东）警告执政者不要妄肆残刻。《殷桃娘》（吕南仲）借楚汉相争的故事，阐明立国治帮应该首崇正大，希望那些横暴逞武力者汲取教训。孙仁玉的名戏《柜中缘》也是在当时窃政篡权者谋害革命党人的时代背景下编写的，作者希望有更多的许翠莲式的人勇敢地出来迎救为国为民的志士。范紫东的《美人换马》就是用历史上军人拥兵跋扈的故事，讽刺当时军阀混战危害国家的戏。他的名剧《三滴血》也是以讽刺的笔触，喜剧的风格，向为政者施行针砭。到了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亡国灭种的危险使易俗社的作家们忧心如焚，他们集中精力创作了大量爱国主义剧目。如孙仁玉的《明代恢复朝鲜记》，高培支的《鸦片战纪》，范紫东的《三知已》《宫锦袍》《关中书院》《颐和园》等，都是选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抵抗侵略者的事件为题材的剧目，意在提醒国人勿忘历史教训，不要重蹈历史复辙。“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进了我国国土，东北沦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亡国危险迫在眉睫。易俗社封至模以北宋灭亡南宋卖国的历史为题材，编写了《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歌颂岳飞、韩世忠、梁红玉等民族英雄坚决抗敌、收复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谢迈迁也以历史上东晋与前秦之间的著名战争为题材，编写了《淝水之战》，揭露苻坚为首的侵略者的残暴野心，歌颂谢安、谢玄抗击侵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结束了十年内战，使中华民族步人了“抗日战争”的历史新阶段。1937年6月，易俗社接受驻北平的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二十九军长官宋哲元的邀请，带《山河破碎》、《还我河山》、《淝水之战》等剧前往北平演出，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欢迎，北平《全民报》、《京报》等新闻媒体连日发表评论，指出“当此国难严重之日，实于宋朝无二致。宋时君昏臣懦，畏敌如虎，因循苟且，只图贪生，抗敌之士不能见容，奸佞当权，卖国误国，卒至沦于异族”，“此剧写历史的伤痛，促民族之觉悟，震聋发帻聩，立懦警顽，实对现时之中国当局，下一针砭。”“方今举国民众，抗敌殷切，故亦极欢迎此抗敌救国主义之民族佳剧”。直到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宛城县城，在北平通往天津、保定的铁路线被截断的前夕，易俗社演出队伍才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北平返陕。1938年日寇占领河南，侵略铁蹄伸至龙门以下的黄河东岸，敌机不断轰炸西安古城。尽管时局紧张，但易俗社业务未停，继续不断编演爱国剧目。如冯杰三编的《投笔从戎》，樊仰山编的《长江会战》，淡栖山编的《保卫祖国》，张镇中编的《民族之光》，抗敌会编的《从军行》。1939年上演的有《民族魂》、《血战永济》、《湘北大捷》（樊仰山）、《民族英雄》（淡栖山）。1940年上演的有《牧童艳遇》（樊仰山），1942年上演的有樊仰山的《梅花岭》，范紫东编的明代戚继光驱逐日寇故事的《鸳鸯阵》等。这期间“三意社”也聘请作家袁多寿为该社编写了《郑成功》。1943年有范紫东编写的发扬抗日爱国精神的恋爱故事剧《金手表》，樊仰山还编有爱国题材的《中华儿女》。这两本戏值得一提的是摒弃了以前“旧瓶装新酒”的形式，改为以纯时装演出，为戏曲表现当代生活作了有益探索。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前，易俗社还上演肖润华编写的《怨日行》等抗战剧目。易俗社从1912年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37年中共创作了大小剧本700余部，从创作思想上看，始终把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题材作为剧目创作的首选主题，始终体现着时代的主旋律。     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西安的其它秦腔剧团虽然大都以上演传统剧目为主，但也编演了一些优秀的剧目。如三意社创作的《大烟魔》（曹安民）、《家庭痛史》（李逸生）、整理改编的《苏武牧羊》、《卧薪尝胆》（李逸生）、《娄昭君》（刘敏斋）、《化墨珠》（李逸生）等，都是西安秦腔艺术史上有影响的名剧。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由原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来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给西安的古老秦腔艺术注进了新鲜血液，一批由革命根据地带来的革命剧目如《血泪仇》、《穷人恨》、《三打祝家庄》、《大家喜欢》等，使秦腔舞台上出现了勃勃的艺术生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个剧团实行了“三改”（改人、改戏、改制）。根据“戏改”精神，西安市成立了“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对现有的流行剧目进行审定，经过广泛讨论研究，先后两次公布了113个折戏和95个本戏作为可演剧目，丰富了上演剧目，促进了秦腔舞台的繁荣。遂后在此基础上，对基础好影响大的传统剧目，组织剧作家有计划地进行整理、改编，结果出现了一批受到观众欢迎的优秀剧目。如《游龟山》、《铡美案》、《三滴血》、《白蛇传》、《火焰驹》、《状元媒》等，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原作进行了整理加工，突出了主题思想，加强了人民性内容，使剧本结构更加严紧，注意发挥了唱念做打的特点，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映。《游龟山》参加了1952年全国戏曲会演获剧本奖，《火焰驹》、《三滴血》先后拍成了电影。后来在党的“两条腿走路”和“三并举”剧目方针指导下，陆续组织作者整理改编的传统戏有《铜台破辽》（姬颖）、《孟丽君》、《玉虎坠》（项宗沛）、《戚继光斩子》（李静慈）、《玉蝉泪》（胡文龙、王征）。易俗社也组织力量整理改编了自己的传统剧目《一宇狱》、《夺锦楼》、《双锦衣》、《翰墨缘》、《貂婵》等。“文化大革命”以后，王保易改编了《卓文君》、《蝴蝶杯后本》，张骅改编了范紫东的《女儿经》，冀福记改编传统戏《李陵碑》等。在新编历史剧方面，“文化大革命”前有《烈火扬州》、《赤胆忠心》（陆苍）、《淝水之战》、《于谦》（谢迈迁）、《文天祥》（淡栖山）、《夏完淳》（施保璋）、《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唐太宗》（袁允中）、《桃花扇》（姬颖）等。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有《闯王平叛》（南子仲等）、《冼夫人》（鱼闻诗）、《李离伏剑》、《秦王求贤》（王君秋）、《三曹父子》（蔡立人）、《李陵碑》（全民、冀福记等）等。现代戏方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先后创作、改编的有《三月雨》（鱼闻诗）、《灯笼红》（杨文颖等）、《山村新风》（杨克忍）、《红梅岭》（李哲明改编）、《红珊瑚》（杨文颖等改编）、《三世仇》（柳斌等改编）、《进军路上》（郑轩等）、《初升的太阳》（刘养民等改编）；在“文化大革命”后有《枣林湾》（郑宗义等）、《西安事变》（杨克忍等）、《白龙口》（杨克忍等）、《三家春》（鱼闻诗改编）、《连心锁》（雷文博等改编）、《花乡风情》（倪运宏）、《二虎守长安》（段肇升）、《鸡鸣店》（鱼闻诗）、《丁家院》（王晓玲）等。这些剧目大都是在西安市文化局及其先后所属的“艺术辅导室”、“文艺创作研究室”、“戏剧研究所”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并经过创作会、改稿会等方式，发挥集体力量帮助作者编创出来的。其中不少剧目在历年举行的会、调演及艺术节上演出，获得过多项奖励，受到观众好评。     建国后，特别是从50年代后期以来，在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西安的戏剧创作也曾几度闯人误区。由于片面地要求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出现过粗暴否定传统、简单图解政策、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如所谓“歌颂三面红旗”的剧目，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迫使作者写反对“走资派”的剧目等。那种违背艺术创作规律所炮制的剧作，只能像昙花一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早被历史淘汰，为观众所遗忘，今天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一些艺术创作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上一篇:秦腔的角色行当 下一篇:秦腔表演身段